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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系列文章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優化區域經濟布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當前，我國城鄉融合發展已進入制度更完善、路徑更清晰的新階段，必將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迎來新機遇。在城鎮化進程中，人口普遍遵循從農村到城鎮、從小城市到大城市的遷移規律，人口再分布出現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突出表現為部分城市、農村人口“雙流失”，中小城市產業空心化、發展動能不足，縣級政府財力減弱，優質公共服務供給欠缺等。建議立足人口變化趨勢，促進區域協調和城鄉融合發展，實現人口分布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經濟發展需求的動態匹配，為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夯實基礎。

一、我國城鎮化進程的歷史演化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城鎮化起步期”，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第二個階段為“城鎮化高速發展期”，從改革開放預計到2035年前后；第三個階段為“城鎮化成熟期”，在2035年之后，城鎮化率達到較高水平之后保持平穩。

1 新中國成立后的城鎮化探索起步時期

1952—1978年，我國國民經濟總產值從679億元增長到3645億元，城鎮化率也從12.5%提高到17.9%，提高了5.4個百分點。此時我國總體上還是一個農村社會和農業生產占主導的國家，人口流動受到嚴格限制，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工業化建設處于起步階段，城鎮化水平與西方國家相比差距較大。期間，由于自然災害等因素影響，部分年份還出現了城鎮化率的負增長。

2 改革開放以來的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

隨著一系列改革開放措施的落實，農村經濟有了較快發展，城市經濟中心作用加強，城市建設和規劃逐漸走上科學發展的道路，我國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時期。

1979—1987年，進入鄉鎮企業發展帶動小城鎮快速發展階段。1986年底鄉鎮企業數量達到1515萬個，從業人員已達7945萬人，鄉鎮企業的發展在促進鄉鎮財政和提高農民收入的同時，也帶動農民向鄉鎮企業所在地轉移和就業。1987年全國城市數量達381個，城市人口由17245萬人增加到27674萬人，城鎮化率提高到25.22%，年均提高0.82個百分點。

1988—1995年，進入重點建設小城鎮的穩步發展階段。“七五”計劃提出重點發展小城市和小城鎮，1989年《城市規劃法》進一步明確指出國家實施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針。1995年《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指導意見》印發，我國城鎮化進程從沿海向內地全面鋪開。1995年全國城市數量增加到640多個，其中92%的新增城市為中小城市。城鎮化率從25.32%提高到29.04%，年均提高0.46個百分點。

1996—2007年，進入開發區和新農村建設的高速發展階段。1990年代中期，我國開發區進入高速發展階段，2005年開發區規劃面積3.86萬平方公里，超過了全國城市建成區面積總和。同時，我國加快新農村建設。1997年，《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允許己經在小城鎮居住、就業的農村人口辦理小城鎮常住戶口，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就近、有序轉移。2001年《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徹底廢除了城鄉分隔制度。2007年全國城市數量達655個，城鎮化率提高到32.93%，年均提高0.39個百分點。

2008年至今，進入統籌城鄉的城鎮化協調發展階段。“十一五”規劃強調，按照循序漸進、節約土地、集約發展、合理布局的原則，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這一階段的城鎮化特征包括：開放性增強，逐步融入世界城市體系；城市群成為推進城鎮化發展的主體形態，內部空間布局向多元中心格局轉變；網絡化特征日益顯著，城市群通過立體交通體系、信息技術等公共基礎設施密切聯系；集約高效型城市成為城市發展的未來方向，高資源消耗、低密度“攤大餅”式城市發展模式逐漸減少，生態城市、復合城市等理念成為現代化城市建設基本方向。截至2024年底，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7%，在全球41個人口超過1000 萬人的國家或地區中位列第23。

圖1 我國城市人口數量和城鎮化率

3 預計2035年前后我國將進入城鎮化成熟期

根據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2025年7月發布的《面向中國式現代化的2035城市展望》研究報告，2035年，我國城鎮化率預計達到75%，城市、縣城和小城鎮將承載10.2億人口，是全球范圍規模最大的城鎮人群。我國頭部城市將進入世界一線城市序列，大城市的數量和規模都將增加。城市的擴張和收縮并存，能夠持續發展成為經濟引擎的城市將只有100—150個，這些城市會吸引更多資源和要素流入，其余城市將會向“小而美”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城市群的都市圈發展已經較為成熟，將“以圈促群”，通過發展都市圈來促進城市群發展。而其余都市圈將“以心育圈”，通過大力發展中心城市、逐步發展周邊城市來推動都市圈發展。

二、我國城鎮化進程中人口再分布的特征及趨勢

1 人口總體特征

1.我國人口總規模已達峰并進入下行通道。自新中國成立至1970年，除三年自然災害之外，其他年份總人口均有2%以上的增長，1970年代至1990年代每年的增速基本保持在1%—2%之間，1998年下滑至1%以下，2022年轉為負增長，2024年降至14.083億人。現階段我國總和生育率水平低至1.0—1.1，居全球倒數第四位，遠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分省來看，2024年只有廣東、浙江、福建、新疆、海南、西藏、安徽、陜西8省常住人口正增長，其中廣東、浙江、福建、陜西、安徽主要受益于人口凈流入，體現出長三角、珠三角以及部分中西部城市群對人口日益增強的吸引力；西藏以13.87‰的人口出生率穩居全國榜首，為其實現人口正增長提供了主要動力；新疆人口增長則受益于人口出生率較高以及能源化工、電子商務等產業崛起、特殊人才引進政策等多方面積極因素。

2.我國城鎮化率持續攀升但增速開始放緩。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基本遵循“S”型曲線演進規律，當前城鎮化進程已從注重數量轉向注重質量，先后提出更加綜合的“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同時，我國城鎮化進程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即城鄉二元制度和戶籍制度造成的“半城鎮化”現象。一部分轉移人口雖然已長期在城市工作生活，但由于沒有城鎮戶籍，在就業、醫療、教育、住房保障以及失業和養老等社會保障方面不能完全享受城鎮戶籍人口的待遇。當前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尚不足50%，意味著有約2億城鎮常住人口是非戶籍人員。

2 人口流動特征

我國流動人口規模從1982年的600余萬人升至2021年的3.85億人，規模擴大了58倍，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從0.7%升至27.3%，人口遷移流動始終保持活躍狀態。

1.戶籍制度導致人戶分離情況激增。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00、2010、2020年我國人戶分離人口分別有1.44億人、2.61億人、4.93億人，到2021年增至5.04億人，也就是說全國總人口中有超過1/3屬于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情況。分省區來看，各省人戶分離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都比較高，特別是北京、上海、廣東的比重超過60%。同時，人戶分離情況也導致農村地區空心化問題加劇。農村人口單向外流使宅基地大量閑置，產業基礎薄弱，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數量龐大。根據2016年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對行政村普查抽樣數據進行測算可得到全國空心化率大約為24%，2021年有學者根據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等數據測算出的農村空心化率大約為34%。

圖2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人戶分離情況

2.區域人口增減分化趨勢特征顯著。分南北方來看，北方省份自2020年開始出現常住人口減少情況，到2024年累計減少750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降至40%（比1979年減少近2個百分點），南方省份常住人口累計增加574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增至60%，人口持續向南方地區集聚。分四大區域來看，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東部地區到2024年常住人口累計增加12260萬人，占全國的比重增至40.3%；中部地區到2024年常住人口累計增加536萬人，占全國的比重降至25.7%；西部地區到2024年常住人口累計增加1928萬人，占全國的比重降至26.7%；東北地區到2024年常住人口累計減少1172萬人，占全國的比重降至6.7%，人口持續凈流出形勢嚴峻。東北地區人口流失現象與其在區域分工中的第二、三產業地位下降和第一產業地位提高同步發生，體現出區域經濟、產業結構與人口生態之間的反饋關系。

3.城市群都市圈人口集聚效應凸顯。在2000—2010年我國城鎮化進程加快推進的時期，廣東、浙江、上海、北京和山東成為常住人口增長最多的省份，同時部分城市也出現了交通擁堵、房價高企、環境污染等大城市病。為解決這些問題，一方面有些城市通過行政手段干預人口流動，導致2011—2020年和2021—2024年兩個時期北京、上海均不在常住人口增長最多的五個省份之列；另一方面政府不斷深化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相繼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長三角一體化等區域重大戰略和城市群、都市圈、區域中心城市等空間布局形態，擴大中心城市輻射半徑，有效發揮帶動作用。有數據表明，2000—2020年19個城市群常住人口合計占比由83.4%升至86.7%，33個都市圈常住人口合計占比由52.0%升至57.9%，城市群、都市圈日益成為人口集聚主要載體。在當前人口發展進入新階段背景下，各大城市紛紛轉變人口政策導向，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讓轉移人口“進得來”“留得住”。比如，上海、杭州、合肥、南京等城市落戶政策大幅松動，帶動長三角常住人口在2021—2024年累計增加261萬人，居全國城市群之首。經濟產業與科技創新活力、公共服務與營商環境水平以及落戶門檻等因素成為各城市群、都市圈爭搶人才的關鍵要素。

4.部分超特大城市出現逆城鎮化現象。一是省際和省內人口遷移流動此消彼長的趨勢日益明顯。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調查數據顯示，2014—2024年全國農民工規模由27395萬人增至29973萬人，但跨省流動農民工規模由7867萬人降至6840萬人，占外出農民工的比重也由46.8%降至38.3%。更多農民工選擇在本省務工，說明本省就業機會增多，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日趨平衡協調的積極信號；二是部分進入城鎮化成熟期的超特大城市逆城鎮化現象初露端倪。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部分超大城市常住人口出現減少情況，其中天津、重慶、上海、北京常住人口在2021—2024年分別累計減少23、18.5、7.7、5.8萬人。逆城鎮化實際上是社會經濟要素由高度集中于城市變為均質回歸分布的過程，是城市規模擴張及城市文化、文明和生活方式等的普及和擴散，也是城市治愈各種大城市病的自我調節手段。

3 人口結構特征

1. 年齡結構：我國加快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2024年末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2.2億人，占總人口的15.6%，比2000年提高8.6個百分點。按照聯合國老齡化劃分標準，我國已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同期，我國城鎮化率從36.22%提高至67%，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也從71.4歲增至79歲。我國老齡化進程快于其他主要經濟體，自2001年進入老齡化社會到2021年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僅用21年，而瑞典、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分別用了85、72、46、40、25年。從國內看，我國已有18個省份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分析發現這些省份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人口流失嚴重的地區，比如遼寧、黑龍江和吉林，由于年輕人口的大量轉移，造成本地老齡化程度加深，老齡化程度居全國前五位；二是城鎮化水平很高的地區，比如上海、北京、天津城鎮化率居全國前三位，人口預期平均壽命也穩居前三位，健康水平提高帶來老齡化程度的加深。

2. 家庭結構：家庭平均規模呈現小型化趨勢。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964、1990、2000、2010、2020年我國家庭平均規模分別為4.43、3.96、3.44、3.10、2.62人，逐漸跌破“四口之家”“三口之家”，家庭規模收縮速度有加快之勢。全國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受“全面放開三孩”政策影響，2023年我國家庭平均規模小幅回升至2.80。分析發現，有兩類地區家庭平均規模較小：其一，黑龍江、遼寧、吉林家庭平均規模分別為2.28、2.39、2.45人，居全國倒數三位，對應三個地區的出生率分別為2.92‰、4.06‰、3.76‰，居全國倒數第1、4、2位，65歲以上人口占比分別為18.8%、21.1%、18.7%，老齡化程度居全國第4、1、5位。這類地區人口流失嚴重、生育水平低、老齡化程度深等多因素疊加，共同加劇了家庭規模小型化趨勢；其二，上海、北京、天津家庭平均規模分別為2.45、2.46、2.51人，居全國倒數第4、5、7位，對應三個地區的一人戶占比分別為22.3%、25.2%、21.0%，居全國第3、5、7位，出生率分別為3.95‰、5.63‰、4.47‰，居全國倒數第2、5、11位，房屋平均銷售價格水平居全國第2、1、6位，城鎮化率分別為89.46%、87.80%、85.49%，居全國前三位，65歲以上人口占比分別為19.6%、15.9%、17.9%，老齡化程度居全國第2、8、14位，0—17歲孩子平均養育成本居全國第1、2、6位。這類地區住房成本和養育成本高，導致生育率水平偏低，老齡化程度深，獨居比例高，家庭規模小型化特征突出。

3. 收入結構：收入差距縮小引導人口有序流動。2014—202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57.3萬億元增至128.2萬億元，增長124%，同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67元增至41314元，增長104%，與國內生產總值基本保持同步。分城鄉居民看，2024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3119元，同比增長6.3%，高于城鎮居民1.9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繼續縮小，鄉村全面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分地區看，2014—2024年，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101.6%、107.8%、113.5%、78.3%，中部和西部跑贏全國水平，但東北居民收入水平與其他地區差距拉大，帶動人口空間布局進一步調整。近年來，安徽、湖北等中部省份和四川、重慶等西部省份出現明顯的人口回流現象，2024年安徽、湖北、四川、重慶人口流入分別為15.7、14.3、21.3、8.2萬人。

4 未來趨勢判斷

1. 我國城鎮化進程還有較大發展潛力。一方面，我國城鎮化率為67%，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約10個百分點，在全球各國中處于第90名左右的中間位置，低于發達國家80%左右的平均水平，遠低于日本的92%、英國的85%、美國的83%、韓國的82%，還有很大提升潛力；另一方面，我國是政府主導型的城鎮化，城鄉二元結構和戶籍制度導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存在近20個百分點的差距，目前約有2億農民工及家屬子女未能實現市民化。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國際環境不確定性大的局面，在這種國內外形勢下，2024年國務院印發的《深入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提出“實施新一輪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行動”，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解決“半城鎮化”問題，進一步釋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帶來的內需潛力。聯合國2024年發布的《世界人口展望》報告中，預測2050年中國人口總量約為11.03—13.18億人。城鎮化率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時達到75%左右，之后進入較為穩定的平臺期，2050年前后將達到80%左右的水平。

2. 家庭遷徙對公共服務將提出更高要求。隨著城市群、都市圈的建設，區域經濟發展機會逐漸由單極化轉向均衡化，省內出現多個中心城市，帶動以家庭為單位的省內遷徙逐漸增多，“就地城鎮化”“縣域城鎮化”趨勢日益明顯，對教育、醫療、交通等公共服務資源供給也提出新需求。按照《中國人口流動趨勢報告》，預計未來20年超八成新增城鎮人口將分布在都市圈內部，超九成將位于城市群內部，其中近五成來自五大城市群。因此，這就要求優化城市群都市圈內部空間結構，分級分類規劃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以及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布局，根據人口結構和演變趨勢，調整住房供給結構，通過多元市場化方式滿足轉移人口住房需求，增強居留意愿。

3. 農村空心化和人口回流現象將共存。一方面，部分農村地區空心化趨勢將繼續加劇。在城鎮化進程中，鄉村人口持續減少、村莊格局加速演變，符合經濟社會發展一般規律。1985—2025年，我國自然村數量減少約150萬個，行政村數量減少近50萬個。按照2050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80%左右的水平預測，全國農村人口將減少至2.2—2.6億人左右，自然村和行政村還將繼續減少。預計越來越多的村莊將在規劃引領下搬遷撤并，以集約化、規模化、現代化路線，對存量村莊因地制宜、分類施策。另一方面，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口回流現象將逐漸凸顯。當前我國有9個省份的城鎮化率超過70%，部分超特大城市出現逆城鎮化現象，預計隨著越來越多地區城鎮化率超過70%，人口與人才要素的雙向流動將迸發出更強勁的協同發展活力。

三、城鎮化進程中人口再分布的問題和挑戰

根據預測，2035年我國城鎮人口將達10.2億，城鎮化率達75%左右。人口進一步向大城市流動，同時許多低能級城市將面臨更嚴重的人口流失問題，對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帶來諸多問題和挑戰。

1 人口流出地區面臨經濟發展再定位問題

1.人口流失導致地方產業空心化。傳統工業和資源型城市面臨發展動能轉換挑戰。傳統工業市場競爭壓力增大的同時，高學歷、高技能人才的流失進一步削弱當地產業轉型升級所需的關鍵人力資本，加之許多地方財力有限，試錯成本高昂，產業轉型發展的動力不足，進一步限制了該地區的就業質量，形成人口外流—經濟下行—就業數量質量雙下滑的惡性循環。在農村地區，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前往城市務工導致農村勞動力數量銳減，留守的婦女、兒童和老人從事體力勞動和復雜生產活動的能力有限，無法滿足農業生產和工商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導致部分耕地撂荒，農村產業發展乏力。

2.地方財政壓力增大。人口外流常伴隨產業外流和住房需求下降，導致政府財力流失。由于地方公共服務支出與戶籍人口規模掛鉤，有一定向下剛性，導致人口流出地區財政負擔偏高。2023年，收縮性城市的廣義財政自給率為37%，遠低于56%的全國平均水平，并且有進一步下滑趨勢。財政收縮背景下，公共服務和項目建設等支出將進一步推高地方政府債務規模，2023年收縮型城市政府負債率（43.4%）明顯高于人口擴張型城市（36.2%）。隨著地方政府償債能力下降，“舉債過日子”將難以為繼。

3.公共服務供給面臨壓力。人口流失、人口密度下降加劇了公共設施維護和公共服務供給的難度，導致公共服務“分散不經濟”的供給壓力，長期制約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養老、文化娛樂等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和水平。特別是在農村地區，人口空心化所衍生的農村公共服務空心化，成為中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挑戰。

4.房地產去庫存壓力上升。我國房地產普漲時代已經結束，未來市場會出現極大的分化，人口流出地區住房需求收縮，且人口結構偏老齡化，房地產去庫存工作更加嚴峻。根據易居房地產研究院數據，2025年1月，全國百城新建商品住宅庫存去化周期為21.3個月，較去年峰值的26.8個月大幅下降，而三四線城市的去化周期仍高達30.3個月。過長的去化周期會降低房地產企業資金流動性，導致資金鏈斷裂的風險，同時房地產庫存積壓會影響土地出讓價格和數量，進而影響地方財政收入。

2 人口流入地區面臨城市治理難度提升挑戰

1.大城市人口承載壓力變大。一線城市居住空間緊張，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我國家庭戶人均居住面積達到41.76平方米，而北京、上海、廣州平均不足35平方米。交通擁堵問題突出，人口增多導致交通流量大幅上升，城市交通基礎設施承載能力接近或達到極限，根據《2024年度中國主要城市通勤監測報告》，我國45個重點城市平均單程通勤時間為35分鐘，超特大城市為39分鐘。市政設施負荷提升，供水、供電、供氣等市政基礎設施面臨人口增加帶來的壓力，一些老舊城區市政設施老化，影響居民正常生活并容易帶來安全隱患。

2.城市社會服務資源緊張。龐大的城市人口攤薄了大城市的公共服務資源，使得資源較為豐富的大城市人均資源卻相對緊張。醫療方面，北京、上海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分別為6.82、6.85，距離國家指導性指標每千人7.4張的水平仍有一定差距。另外大城市有較大的異地就醫群體，加重了醫療資源緊張程度。教育方面，人口流入導致學位供應不足。例如，2024年廣州從化區、天河區發布公辦小學學位預警，增城區多所公辦學校學位緊張；杭州2024年戶籍生紅色預警小學120所、初中38所。

3.“新市民”面臨社會適應與融合問題。戶籍成為外來人口難以融入城市社會的關鍵因素，目前我國戶籍城鎮化率仍然較低，2023年末，我國戶籍城鎮化率僅為48.3%，比常住人口戶籍化率（66.2%）低17.9個百分點，外來人口在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方面面臨困難。職業發展、經濟、社交等方面的落差導致“新市民”歸屬感不強，不利于經濟社會穩定發展。

四、對策建議

人口再分布是城鎮化動態演進的必然結果，結合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人口再分布的特征和趨勢，需摒棄“控制規模”的單一思維，轉向“引導+適應”的治理邏輯。通過制度創新、技術應用和空間重構，實現人口分布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經濟發展需求的動態匹配，為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夯實基礎。

1 構建現代城市體系，促進區域協調一體發展

一是加強對城市群發展的科學引導，完善新時期城市群發展規劃，根據城市發展規律合理確定城市群范圍。二是增強大城市輻射作用。推動超大城市向周邊疏解非核心功能，通過衛星城建設緩解人口過度集中壓力。三是培育中小城市增長極。以GDP超500億元、城區常住人口超20萬、制造業基礎良好的縣市為載體，培育一批產業先進、功能完善、環境優良的現代化中小城市。

2 遵循人口流動規律，推動收縮城市加快轉型

一是積極推進城市低效建設用地高效改建和生態化改造，更加重視人口和產業的空間分布，促進人口在中心城區、產業在工業園區有效集聚。二是科學研判收縮城市發展態勢，對長時期呈現人口持續減少的城市，科學實施行政區劃負向調整。三是改革財政支出、轉移支付和績效考核等制度。逐步減少縣域增長指標考核，把考核重點轉向維持穩定、民生保障和提升政府運行效率等方面。

3 利用現代技術手段，強化人口流動監測預警

一是加快構建人口綜合數據庫，追蹤出生、死亡、遷徙等多維度數據變化趨勢，精準捕捉人口變化趨勢與異常波動，及時發現潛在風險，為政策決策提供科學依據。二是建立多元人口預警機制。建設基于大數據的動態監測平臺，加強綜合性評估模型的建設，結合經濟、社會、文化等多維度因素，準確預測人口變化趨勢。

4 立足城鄉人口特點，完善基礎設施布局建設

一是完善城鄉基礎設施建管機制。強化頂層統籌力度，形成分工合理、責任明確、運轉順暢的基礎設施體制機制。二是推動城市基礎設施提檔升級。以提升城市宜居宜業為目標，圍繞改善城市功能、提升設施韌性，完善交通網絡、通訊網絡和供水供電設施。三是優化鄉村基礎設施合理配置。根據農村發展演化趨勢，統籌農村生活污水、取暖、垃圾處理、廁所等方面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工作。

5 適應人口變化趨勢，優化基本公共服務供給

一是完善教育服務供給機制。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建立同人口變化相協調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供給機制。二是增強醫療衛生服務能力。根據人口總量和結構演變趨勢，科學劃定醫療衛生服務范圍和對象，因地制宜合理配置醫療資源。三是構建多元養老服務體系。完善基本養老服務清單制度，建立居家社區機構相協調、醫養康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

6 加強改革創新力度，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

一是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保障流動人口在醫療、教育等領域享受戶籍人口同等權益。二是完善農業現代經營體系，引導在外優秀企業家、大學畢業生、務工人員等各類人才帶著資金、項目、技術到農村創業就業。三是強化公共服務均等配置，建立健全普惠共享的公共服務體系，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融合發展，持續提高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

作者簡介

鐘瞻妍

中咨戰略研究院 

研究團隊長期跟蹤和研判分析宏觀經濟形勢動向，聚焦宏觀經濟、金融、房地產和人口等重點領域，以及經濟運行中的熱點難點問題開展一系列研究工作。